如果以后你们还会想起我——嗯，先别急着想起那件黑皮衣。
不是“别想起”，是别只想起那个穿皮衣的CEO。
先想起一个四岁半的小孩。按我后来跟人讲过的版本，是在台南夜市，油烟呛人，灯影晃眼，一把刀划过脸。血混着油烟味往下淌，父亲把我夹在臂弯里一路狂奔。那一刀，在左脸犁出一道长疤。疼，当然疼。很多年后做数字分身，我还特意跟工程师说：那道疤，别给我抹掉。它像一枚钉在脸上的图钉，天天提醒我——世界满是意外，你随时会受伤。
后来我们离开台湾，去了泰国。九岁那年，东南亚局势动荡，父母把我塞进飞往美国的飞机，托付给肯塔基州的舅舅。
你以为那是去天堂？说实话，我也差点这么以为。结果呢，是另一片没有地图的边缘。舅舅家日子紧巴巴，我和哥哥被送进一所类似工读性质的寄宿学校。亚洲面孔在那学校里少得扎眼，我成了被霸凌的对象。每天刷洗全校厕所，漂白水味呛得眼睛发酸；还得给比我大很多的室友补识字课。你说荒不荒诞？一个小孩，一边刷厕所，一边教人认字。可那就是日子。
那时候我懂了一个硬邦邦的道理：安全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雨。没人天生有一把伞。
为了活下去，为了不被淘汰，我钻进丹尼餐厅打工。洗碗、端盘、打杂，从最脏的活儿干起。我成了那里最好的洗碗工。累，真累。可那段日子把我极度害羞的性格生生扒掉一层皮。我学会笑着迎客，学会低头谦卑，学会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磨到发亮。
恐惧，成了我最早的发动机。这话听着有点鸡汤，但当时真不是。它就是胃里拧着疼，是深夜睁眼，是第二天还得硬着头皮去上班。
后来我考上大学，读电子工程。毕业后进AMD，又去LSI Logic。看上去，我终于把衬衫熨平，成了硅谷的体面人。
可只有我知道，那个在夜市被划破脸、在寄宿学校刷厕所的小孩，一直没走。
1993年，我29岁。我和两个兄弟在圣何塞一家丹尼餐厅，喝着无限续杯的咖啡，一坐四五个小时，直到被服务员请出门。无限续杯，听着浪漫，其实是因为穷。我们转到餐厅后面，和警察共用一个办公室，拍板：创立英伟达。
我妈还劝我：“你为什么不找份正经工作呢？”
创业哪有那么容易。第一款产品NV1彻底失败，账上的钱像沙漏只剩最后几粒沙。那是我人生最黑的一段路。我每天醒来，都觉得公司明天就要没了。我在公司里走动，心口发紧，像揣着一块冰。我怕发不出工资，怕辜负跟着我的兄弟，怕这艘破船下一波浪就沉进海底。这种恐惧不抽象：它是胃痛，是失眠，是凌晨三点一身冷汗。
我挺烦那种把恐惧浪漫化的说法。恐惧不是什么好老师，它只是拿鞭子抽你。可人被逼到墙角，有时反而会爆发出最疯的专注。我们挥刀砍掉一切不必要的业务，孤注一掷开发RIVA 128。最终，它成了。英伟达喘过气，活下来了。
从那以后，我成了那个穿皮衣的CEO。
我们在GPU的路上一路踩油门，发明CUDA，硬扛互联网泡沫，硬扛多次股价暴跌。直到AI时代轰然而至，人们叫我“AI教父”，说我们是这个星球上最重要的公司，把我的身价推上浪尖。
所有人都看着我站上巅峰，看我挥着芯片，看我在发布会上意气风发。可他们没看见：每一个凌晨三点，我仍会从噩梦里惊醒，以为明天公司就要破产。
我的一生，被这种危机感驱赶。跑起来，别用走的。因为我知道，你一停，就死了。
可人终究会累。
我偶尔会想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最后一次以CEO身份走过英伟达的长廊，窗外阳光铺得很满，硅谷的风照旧吹着，公司市值高得吓人，它已是庞然巨兽，再也不会“明天就没了”——那时候，我看着办公桌上那件穿旧的皮衣，大概会恍惚吧。
那个被刀划过脸的小孩，那个端盘子的移民，那个害怕公司明天就消失的年轻人，终于可以停一下了。
但那是“如果”。现在，英伟达还得开门，几十亿颗芯片还得从流水线下来，全世界的AI还得在这家公司的基石上运转。公司还在，活得好好的。我也还没打算把皮衣挂起来。
只是我越来越觉得，跑起来，别用走的；但跑累了，就停一下。
随便吧。
就这样。
——黄仁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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